2015年行至尾聲，在廣泛分析各類政經事件和宏觀數據的基礎上，筆者發現，以增長中樞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濟新常態進一步強化。新常態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新”，全球經濟外在的演化趨勢和內在的運行機理都呈現出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舊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將立未立”。在秩序轉變過程中，不確定性廣泛存在，增長規律、市場法則、變量關系、預期機制和博弈均衡都不斷發生著經典理論和傳統經驗難以解釋的變化，地緣政治動蕩頻繁，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二是“�！�，全球經濟運行發生超預期的變化，這并不是短期現象，而是不斷被確認的中長期態勢。

市場永遠是對的，需要修正的是預期。放下對舊秩序的執念，認識新常態、理解新常態、適應新常態，是政策決策者、投資者和消費者“順勢而為”的前提。

新常態特征一是增長中樞下移。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段失落時光，復蘇力度羸弱，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弱于趨勢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0月的預測，2015年全球經濟有望實現3.12%的增長，增速較2014年下降0.3個百分點，弱于1980年至2014年3.5%的歷史平均水平，及2008年至2014年3.28%的危機平均水平。IMF預測，2016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回升至3.56%，鑒于IMF一直表現出明顯“過于樂觀”的傾向，筆者對2016年全球經濟能否回到趨勢水平以上充滿疑慮。

二是弱于預期水平。全球經濟復蘇一段時間以來的表現始終令人失望。在10月的預期更新中，IMF將2015年和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較7月均下調了0.2個百分點;還將2015年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預期較7月分別下調了0.1和0.2個百分點，將2016年兩者的經濟增長預期也較7月均下調了0.2個百分點。

三是覆巢之下難有完卵。筆者利用更新后的WEO數據庫測算，在IMF有統計數據的188個經濟體中，2015年，有115個經濟體經濟增長預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歷史平均水平，有107個經濟體增長預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個經濟體的增長預估值低于歷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達1.07個百分點;而即便根據IMF習慣性“過于樂觀”的預測，2016年全球188個經濟體經濟增速還將低于其歷史水平平均0.05個百分點。

IMF將全球經濟復蘇羸弱的短期原因歸結為總需求疲軟、政策乏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前期信貸過快增長的負面效應和政治動蕩。筆者認為，弱復蘇的根本原因是增長中樞下移成為新常態。

新常態特征二是多元化退潮。以2010年為分界點，全球經濟多元化從漲潮變為退潮，“發達國家向下、新興市場向上”的趨勢被“發達國家向上、新興市場向下”的趨勢所取代。多元化潮起潮落的關鍵指標，是新興市場經濟增速領先發達國家的剪刀差。2000年，這一剪刀差為1.77個百分點;隨后一路上升，2009年達到6.55個百分點的峰值;2010年起逐漸下降，2014年降至2.79個百分點;據IMF10月最新預測，2015年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分別為3.97%和1.98%，剪刀差降至1.99個百分點，創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危機以來首次低于1980年至2014年2.18%的歷史平均水平;2016年，IMF預測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將實現4.52%和2.23%的經濟增長，剪刀差有望小幅回升至2.29個百分點，即便如此，這一水平還將顯著低于2014年。

數據表明，2010年以來，多元化退潮漸成新常態。2015年，退潮進入“高潮”，不僅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剪刀差創15年新低。兩者的邊際變化也呈現出大范圍此消彼長的態勢:根據IMF的預測，2015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速較2014年提升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經濟增速卻是較2014年下降0.6個百分點;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速分別較2014年提升0.2、0.6和0.7個百分點，俄羅斯、中國、巴西和南非經濟增速卻分別較2014年下降4.4、0.5、3.1和0.1個百分點，印度經濟增速持平。

根據2014年哈佛大學CArmen M. Reinhart和 Kenneth S. Rogoff一項研究，發達國家走出全球性危機一般需要7年，新興市場則需要13年。這也就是說，從歷史角度看，此消彼長的多元化退潮或許會持續至少6年。

新常態特征三是全球化放緩。作為一種內生趨勢，全球化很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倒退，但全球化放緩卻漸成新常態。全球化放緩表現為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動蕩、要素流動滯澀、以鄰為壑氛圍加重等多個層面，最重要的表征是國際貿易增速放緩�？撮L期數據，全球化放緩始自2012年。1980年至2014年，全球貿易平均增速為5.43%;2010和2011年，全球貿易增速高達12.52%和6.67%;2012年驟降至2.91%，隨后幾年也始終低于歷史均速。IMF預測，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為3.18%，2016年有望小幅回升至4.08%，但依舊低于歷史平均增速。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出口情況基本和全球趨勢類似。全球化放緩的態勢自2014年以來快速惡化。地緣政治動蕩加劇，烏克蘭危機、ISIS恐怖主義和希臘退歐危機相繼引致市場恐慌;國際政策博弈逐漸趨向“囚徒困境”，競爭性貶值不斷加碼，國際金融秩序受到巨大沖擊;國際貿易則進一步放緩。

從成因看，某種程度上，全球化放緩是前兩個新常態的衍生結果，并加固了前兩種新常態，形成一種新常態內部惡性循環、整體自我固化的態勢。全球經濟增長中樞下降和多元化退潮背景下，各國對復蘇利益的爭奪更趨激烈，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全球化推進缺乏統一行動。全球化放緩又反過來對全要素生產率形成沖擊，造成進一步的增長拖累;而由于新興市場融入全球化的邊際收益高于發達國家，全球化放緩又導致了多元化退潮的進一步深化。